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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人不安的路线

车子驶过了大湾八队后，这是9路车的第7个站点，在望不到头的车流中爬行，一顿一顿。403路公交司机周建此时驾着车，跟在它后面，时不时不耐烦地摁下喇叭。

这个点儿，谁也别想跑顺溜了。

403路公交司机周建事后说，这个时候，他没有看到前面的9路车有什么异常。

事后有媒体说，一个成都动物园的员工，差不多就在这里发现川A49567车体冒黑烟，并骑着电动车追了两公里，还一度和一名同样骑着电动车的小伙子逼停川A49567，但被司机骂了句“瓜娃子”。除了这个追车的人，警方没有找到更多的证据证明9路车老早就冒烟了。

这个说法却引发了网络上对造成9路车大火各种阴谋的质疑和猜想。

9路车在成都有点名头，在老成都人眼里，这路车让人不安。

“扒手多”是9路车的标志之一。

起点站天回镇，在成都的北面，当地人都说，一到城北，颜色都变得灰暗，建设也差，布局凌乱。

城北路很宽，却总是拥挤异常，各式各样的车子在路上随意掉头，堵塞时常发生。街边，遍布着建材、汽配和发廊的小门面。

有人在网上将成都北部靠近天回镇的这区域称成13区，那是一部法国电影里讲到的地方，以暴力和混乱闻名。

在这路车子上，范庞丹曾经多次遭遇过小偷，每次坐车都很没有安全感。手机和钱包都被偷过。

很多经历过9路车的市民都有相似的经历，用他们的话说，与扒手之间都有些难解的恩怨。

因此，在事故发生后的一段时间里，很多成都市民都会议论，莫非曾经被抓的小偷来报复？这种说法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。

因为大量扒手的潜伏，拥挤在9路车上的人们，彼此都心存芥蒂。漫长而拥堵的旅途，人与人拥挤着，警惕着。最常见的，是彼此不信任的目光。

后来大火来袭，范庞丹跳车逃命时，包丢了，手机和钱包都在里面，里面还有自己的照片。捂住血，范庞丹找路人借电话。

第一个打给妹妹。说公交车出事了，带点钱来。妹妹看是一个陌生号码，一个陌生的声音，沙哑的，颤动的，还以为是骗子。

6月6日的下午，范庞丹躺在病床上，妹妹坐在身边，两个人都在笑，当时烟太大，嗓子呛住了，所以变调了。听清楚姐姐的电话，妹妹第一反应是，姐姐在9路车上遇到了小偷，钱包和手机被偷了。

浓烈的汽油味

早上7点50分左右，川A49567驶过动物园站。

这一站，没怎么下客，却又拥上一堆人，兰治琼再次被压缩，她把饭盒和包守在胸前，身子却无法调整到舒适的状态。

8年前，兰治琼从老家双流县来成都市区，在天回镇找了个房子，住下。那时的天回镇，完全是郊区，偏远得很。从此，她开始了潮汐式的打工生活。

出事后，躺在病床上的她享受了几天难得的不再拥挤和匆忙的上班生活。

很多次挤在高峰时段的9路车里，兰治琼都有些恍惚，她觉得自己太渺小，于这个车厢，也于那座城市。

车厢里，每个人都被压缩着。每到一个站，门口的人都得重新压缩自己。

刚挤上来的人，都堆在车门口，死死贴在车门上。车门基本都有点变形。关门时，司机按了几下液压开关，都无效，门只是挣扎了几下，就被人堆挡住了，合不上。

动物园这一站，车门的反复挣扎，留给兰治琼很深的印象。

没人注意车门上方的那个应急装置，它在非常时刻有时候能够救命。

车子驶上川陕立交时候，时间快指向上午8点。周建的430路还跟在9路车的后面。下一站是三环路川陕立交桥南。

川A49567车厢内，范庞丹每次抬头看四周，都是黑压压的人，感觉自己落在一个热气升腾的陷阱中央。

在这个缺少窗户的车厢内，气味混杂，让每个人都变得麻木。这是个缺乏生气的空间。

不久，川A49567驶到了川陕立交桥的下坡路段，跟在后面的403路公交车司机周建看到，黑烟突然从9路车的顶部气窗冒出，不大，但很快变浓，变粗。

这让周建意外，公交车冒烟的状态总有发生，一般都是小毛病，很快会解决，但这一次，他发现，问题不那么简单。

与此同时，范庞丹和兰治琼也都突然闻到了汽油味，来得很快。平时车里也总有油的味道，混杂在各种难以名状的气味里。而这一次味道不一样，浓烈，直冲鼻子。兰治琼有些紧张。

“着火了。”有人嚷着，车厢里出现混乱。兰治琼转头一看，一个火球就在她背后。

兰治琼和范庞丹都听到有人在嚷，有汽油味，师傅！停车，有汽油味，烧起来了，师傅，开门，开门！

没人想到找灭火器。这辆车配备着两个手提式干粉灭火器，后置发动机舱内又有一套自动灭火器。6月4日该车收班时护场人员对车辆灭火器进行了检查，结果显示，装备齐备。

但9路车上的人，谁曾想到，危险就潜伏在每天上班的路上。

在第一时间，他们把命运交给了司机，他们不停地向司机呼救，没有结果。司机罗佩是个有15年驾龄的人，8年公交车驾驶经验，安全驾驶5年，是北星公司抗震救灾先进个人。

不到两分钟，车内火势蹿了上来，空间很小，后面的车厢被烧得火红。烟雾弥漫四处，火苗子已经看不到了。范庞丹捂着鼻子，被人挤到前面的挡风玻璃处，敲玻璃，敲不开。对于那些封闭的钢化玻璃，锤子是最好的工具。

此前，谁也没有注意过车厢里救生锤的位置。

大多数人以为就根本没有救生锤。2006年4月10日，四川质量报就曾曝光，许多空调公交车上几乎没有救生锤。

在今年端午节安全专项检查时，川A49567备有3只安全锤，公司技术人员后来也报告说，在事故现场也发现了3只。

无助的人们，终于看到左侧黑烟之间有一道亮光，那是从外面砸开的窗户。周围的人闻讯赶来投入到了营救。范庞丹跳出了车子，她获救了。她后来才知道，那是驾驶座旁的车窗，是可以打开的。

包括范庞丹和兰治琼在内，有至少86人逃了出来，车内有25人葬身火海，事故后从现场看，他们有些甚至分不出彼此。另有2人在医院停止了呼吸。

6月7日晚11时，四川省人民政府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，多项证据显示系有人携带汽油上车后过失或故意引燃导致事故发生。

“我很幸运？我当初是跳着赶这班车，要是不赶这班车，也根本没这事情了。”范庞丹事后说。

但她也不知道，下一班9路车，是否真的安全。 

专访成都市交通委员会副主任张殿业：

成都的公交问题具有全国普遍性

本刊记者/刘炎迅 文/李邑兰 (发自成都)

中国新闻周刊：此次公交车大火，批评的声音不少。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？

张殿业： 成都6·5公交车特大燃烧事件是令人痛心的。有人形容“成都生病全国吃药”，这是说安全问题具有全国普遍性。确实存在应急公共安全事件能力问题；在公交出现事件后的有效逃生问题；公交车车辆安全技术标准规范问题；公交运营安全管理问题等等。

实事求是地说，成都公交发展这些年来取得许多成绩，公交分担率，从14.7%，提高到20%。由每天200多万，提高到310万。

大火暴露的问题有五方面：一、突发公共安全事件预防亟待强化：危险品能在不受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带入公交车内，这次事件原因有报道是携带汽油引起，如何杜绝危险品上车，谁来管、如何管、如何常效管，既是社会治安问题、也是行业安全问题、包括加油站、加气站等危险品来源的管理等；二、运输安全系统可靠性亟待完善：对突发公共事件处理时表现在运输方面的车辆运载安全、预警安全、逃生安全、施救安全等；三、行业标准技术规划亟待改进：公交车逃生车辆技术规范、内装助燃材料标准，公交企业安全及客车厂企业生产安全设计规范等；四、管理政策、法规亟待健全：怎样制定禁止危险品上公交车的法律、确定危险品管理主体、监督主体，公交驾驶员综合安全素质认定规范，公交服务水平认定及安全评估等；五、人们的安全防范意识及方法亟待提高：加大交通安全及社会安全宣传防范意识及人们具体操作遵循的方法。

中国新闻周刊：大火让公交车超载再次引人关注，这是个无解的题目吗？

张殿业：英国伦敦发展得很好，出行结构、公共分担率也很高，但是英国照堵不误。再看日本地铁，专门有工作人员在旅客上不去的时候，往里头推，往里头挤，然后关门。

我们大家都坐过公交车，如果这个公交车没上去，你在下面的时候，都希望能往里面挤一挤，等你一上去的时候，你就在想，赶紧把门关上。每个个体的心理都是这样。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一要提高运营，二要提高服务水平。更重要的，就是提高安全保障。

中国新闻周刊：天回镇开往城区的9路车，作为郊区和市中心的联系，是不是承载着更复杂的难题？这怎么解决呢？

张殿业：规划的地铁三号线就是到天回镇。但是你想，要一下子短期就完成建成，也是不可能的。用地、建筑、人口、岗位密度，跟交通的承载力，是有一定的比例的。不能说他是农民工，他就不出行。他又买不起小汽车，又觉得骑单车这条路途远，就要给他提供一种便捷的方式。这种便捷的方式当中，就要通过提高运力来增加。但是也是有一定极限的。我觉得交通为什么是哲学问题，政府、运营商和老百姓之间，要有一个平衡，政府要引导好，运营商要服务好，老百姓要有满意的出行条件和低收入人群也能承担起的出行消费。

中国新闻周刊：这次的大火，最后调查结果显示，是有人携带了汽油。这让公众很担忧，公共交通的安全感又一次被稀释了？

张殿业：我们遇到的其实不是技术问题。而是系统问题，我们要思考公交车辆是否应该就是一个驾驶员都管完，能否管完，这么管，是否需要车辆中增加人员，公交站点和车辆里是否需要都装上摄像头，但是带上去的危险品，如何检查、谁来检查？用什么来检查？难道每个公交站点都安排一个公安？该怎么来做？上飞机有安检，上火车有安检，上公交这个问题怎么来做？ 

被消耗在路上的生命

超载的交通负荷加剧了此次事故的损失，而其背后，则是城市化加速后的公共交通之困

文/李邑兰 本刊记者/刘炎迅(发自成都)

9路公交车行进路线类型在中国相当普遍，它连接着从郊区到市中心的交通大动脉。

住在郊区新兴社区里的人们，早出晚归，潮汐似地流动在主城区与郊区之间。他们依靠城市延伸过来的公共交通体系迈出进城的第一步，城市有了交通早晚拥堵的高峰。

6月5日，成都9路车的大火“烤”问了早高峰的安全问题，当超载成了不可避免的现实，这条路还安全吗？

触手可及的城市

郑晗有时会怀念早年的天回镇，那时只有一条不宽不窄的街，街道两旁都是小青瓦的平房，偶有几间高一些的房子有二层阁楼。老天回镇人对成都市区比较陌生，逢年过节“赶场”才会偶尔进出“城里”。

彼时的郑晗，在镇上一家纸箱厂工作，上班骑着那辆大永久自行车，离开家门，一路穿街过巷，去上班，几分钟的路，可能中途会停下几次，相熟的朋友一吆喝，就免不了聊上几句。

亲切的城市，在二环路全面竣工以后，悄然“变脸”了。

2006年9月，成都市二环路全面竣工，接下来，是三环。城市变得大号起来。

成都的公交系统也越来越发达，早已成为人们主要的出行工具。

自行车，对于有些人群而言，显得有些力不从心。他们上班的单位开始变得离自己居住的地方越来越远。

2005年，北京零点调查公司做了一项城市交通状况调查，调查显示，在我国大城市中，上海人的上班距离最远，成都人上下班效率最低，北京人乘车次数最多，武汉人日常生活出行范围最大。而成都的交通问题最为突出，主要在于：城市规划呈环状放射的摊饼型，道路功能区分不明，道路交岔口的立交化程度低，一遇情况，顿成瓶颈。

那几年，成都市道路面积年增长率远远落后于机动车年增长率；再加上占全市面积16%的中心城区承载了全市40%以上的交通负荷。不管是春熙路周边，还是天府广场附近，大多数停车场在多数时段都是“满”字牌高挂，在成都人眼里早已见怪不怪。

首先，人们发现，自己在城市中变得越来越渺小，两车道变成4车道，然后是6车道，一条路的长度也变得遥不可及。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，城市之中的诸多经济形态发生变化，单位这个具有传统政治意味的存在开始瓦解。

一切都在重组。那些失去工作的或者刚刚开始找工作的人们发现，试图在家门口找一份合心意的差事，越来越难。

城市的功能分区逐渐明朗，如果你不幸看中一份远在城市对角的差事，那么你只有两个选择，要么学着习惯消耗在路上，要么干脆失业。

花费在上下班路上的时间多了，并且坐在车厢内，郑晗实在没有兴致和邻座的男人或者女人吹牛，大家都是一脸疲倦。

大规模的城市拆迁，让路面交通愈加严重。

2007年，成都市政府启动了城北四大片区的旧城改造，6万居民涉及其中。时隔两年，又投资150亿启动新一轮旧城改造，涉及中心城区4万多户居民。这些拆去旧屋的市民，大部分无力原地购买高昂的商品房，只能迁往郊区。

于是，在城市的边缘，原来的城乡结合部，出现了一个又一个人造的社区。在此居住的人们，不得不将更多的时间消耗在上下班的路上。

过去的几年里，私家车的激增，也让路面更显拥挤。成都市交通局车辆管理所的一组数据显示，截至2004年底，成都机动车数量为131万辆，其中私家车数量为119万辆。成都私家车拥有量已超过机动车总量的85%以上，并且以每年10%的速度增长。成都市交通局车辆管理所副所长孙从富介绍说，成都市每4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拥有一辆私家汽车，这个比例在全国各大城市中是名列前茅的。

这其实不是一个乐观的消息。背后，那些最基层的市民，将承受更加拥堵的上班之路，他们选择的公共交通，困在车流之中，毫无尊严。

而且，成都市的机动车保有量正以每年20%以上的速度增长。这是成都市交通管理局科规处优化科科长汪金宝曾公开的一个信息。

根据成都现有道路的承载能力，城区路网最多容纳100万辆机动车。

潮汐之困

公共交通的未来在哪里？这不是郑晗一个人的担忧。

2008年3月，成都市公交集团公司合并了成都市最大的出租公司。

同年9月，成都公交集团最高日客运量突破300万人次，比去年同期增加80万人次。事实证明，更多的人选择了公交车出行。

到了这一年底，这个城市公交客运量达10.8亿人次，达到了历史最高。国资委对此表示，成都的公共交通事业进入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。

呈几何级数攀升的市内房价，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城郊生活。对于他们来说，这可以省下一笔不小的租房费用。与此同时，就必须付出更多的时间代价。

更多地人开始过着“在路上”的生活。每天早晚，像潮水一般涌向公交车站，然后隐匿在城市的各个偏僻的角落。

一个潮汐运动的社会已经形成，这让即使是在高速发展的城市公共交通，依然常常感到乏力。

“交通拥堵是个永恒的主题，交通的问题实际上是在有限的资源当中，你要满足哪部分人的问题。”西南交通大学教授张殿业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。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成都交通委员会副主任。

购买小汽车的群体，一般都是城市的中上层收入者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出行者，则一般是中低收入者，这一部分人占了出行者的大多数。在没有办法限制小汽车购买的情况下，张殿业的建议是，保障公交专用道的优先发展，比如开一个快线公交，比如支线跟快线公交之间换乘的便捷。总体来讲，就是要构建快线、干线、支线，换乘的时候，让乘客两小时之内换乘不花钱。

国外早就经历了潮汐社会，中国是不是可以予以借鉴呢？

张殿业的态度是否定的。在他看来，中国从社会规范体系、社会有序化体系到城市管理体系，都与国外是不一样的。中国的经济收入呈倒三角形，而欧洲大多数国家，人群的经济收入分布都是呈菱形的，也就是说，大部分的中产阶层都有私人小轿车，公交车只是满足一小部分底层劳动人民的出行需求，在人口密度远远低于中国的现实境遇下，这样的运力，完全可以满足老百姓对公交车的需求。

可能有一个好消息正等着郑晗，在建的成都快速轨道三号线，沿途将经过天回镇，大运量的交通工具，势必分担相当一部分公交出行的人数，减轻城市公交的运输压力。